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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TA们行动|爱不设限,一部性少数纪录片的诞生

· 伙伴故事

“人们为什么会恐同?因为他们恐惧的是一个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为什么仅仅去恐惧一个概念呢?因为他的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群体的人······如果他就是你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你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很多负面的感受就会慢慢消退,最后也就自然而然了。”

 

 

1998 年,阿强挥泪告别初恋,从安徽老家来到广州。2008 年,他与中国首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吴幼坚在广州创办同性恋亲友会,现更名为出色伙伴。通过各种活动与开设热线,鼓励性少数群体实现自我,促进其与家庭的理解、沟通。

2017 年以前,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像一个候鸟辗转于城乡之间,镜头对准乡村,拍村里的孩子、尘肺病人、抗战老兵等等。2017 年以后,随着两个孩子的先后出生蒋能杰决定定居广州。

2020 年,纪录片《彩虹邮轮》[1] 制作完成,这是蒋能杰和阿强双方的团队共同合作完成的。

 

 // 纪录片《彩虹邮轮》剧照 

阿强和蒋能杰相识于 2018 年 3 月银杏伙伴在贵阳的春季论坛。2013 级的阿强和 2016 级的蒋能杰都参加了这场活动。阿强看到人群里有一个人扛着一台摄像机走来走去,看样子又不像工作人员,这让他感觉很奇怪,于是上前攀谈。蒋能杰照例说自己是拍片子的。阿强不知道他所说的片子就是自己刚刚看过的《村小的孩子》。他对这部获得凤凰长纪录片奖的片子非常赞赏,这部片子实在,平静,对一切如实呈现。在当下,这种诚实而安静的片子实在太少了。

在返回广州的高铁上,俩人坐在了一起,分享了彼此正在做的事情。一部片子能跨越将近十年的时间去拍摄,阿强觉得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简直凤毛麟角。而阿强所做的事情也让身为纪录片导演的蒋能杰很感兴趣。

 

 //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海报

 

2019 年 3 月,银杏伙伴在海南博鳌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论坛,俩人都参与了这次论坛。蒋能杰对阿强说他想拍一部纪录片,主题是关于性少数的,双方一拍即合。

谈合作的时候,蒋能杰说得坦白而直接:“虽然你出了钱,但艺术的事情我说了算,LGBT[2] 的事情你说了算。”阿强说:“行,我配合你。”定下《彩虹邮轮》的主题后,阿强告诉蒋能杰邮轮上人员的构成,然后从中筛选出适合出镜的人,接着阿强一个个打电话去联系确认,社群里的人全都答应了。阿强说,这在 20 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但最终剪进片子里的人不到预定的一半。男同、女同、性别流动者、老年人、父母、学者等等,每种类型至少要有一组镜头呈现,类型相似的尽量只保留一个。留什么,删什么,这些都由蒋能杰决定。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会超出他的掌控范围,拍完后,有一对拉拉分手了,让蒋能杰把镜头删掉。

总体来说,这是蒋能杰迄今为止拍得最顺心的一部片子:一是拥有足够自由的创作空间;二是不太缺钱。这两样,要拥有哪一样都很艰难。

从 2009 年开始创作纪录片,迄今为止,蒋能杰的团队有了 10 部纪录片,一部剧情长片。剧情片《矮婆》是唯一一部有资金支持并且拿到了龙标(放映许可证)的影片,但是为此影片被狠切了几刀,这让他的内心非常不痛快,也让他见识到了资本的力量。而选择创作自由的同时,缺钱似乎就成了必然。

所以和蒋能杰的纪录片拥有同等名气的是他的缺钱,有很多和他相关的报道,都花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讲过这个部分:去城市工作赚钱,赚了点钱,就赶紧回乡拍片,没钱了又出去打工赚钱,这是蒋能杰十多年来的常规操作。有网友说他是纪录片的脊梁。这根“脊梁”也给婚礼、葬礼、商业项目拍片,甚至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在网上摆摊卖片。“‘脊梁’是他们说的,跟我无关,我就是一个拍片的。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不行,太把我当回事儿也不行。”穷得坦坦荡荡,但穷也的确让拍片磕磕绊绊。

这次拍片的钱一部分来自于阿强的出色伙伴。俩人想法达成一致后,回到广州很快签订合同,阿强立刻给他支付了几万块的前期资金,但这些钱显然不够。那个时候蒋能杰也正在与另一个伙伴冯璐合作讲述心智障碍群体的片子《一切都会有的》,三人基于前期的了解和信任,一起向银杏基金会申请了合作基金项目来拍摄《彩虹邮轮》,“合作基金”非常鼓励银杏伙伴之间的合作与创新,并且对资金的使用也没有太多设限。这个项目得到了基金会和社群的大力支持,有4万块钱解决后顾之忧,两部片子都得以完成。

这也许是蒋能杰拍纪录片以来最好的时光,阿强显然也是如此,他定居在广州,养了两条狗,和自己的同性爱人住在一起,向双方的家庭出了柜,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两个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成就了一部纪录片,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少有录片镜头对准日常生活中的性少数派。也让他们自己很满足,自由创作的满足,呈现问题或者说呈现常识的满足,让性少数派被更多人看见、理解和接纳。这份契合,可能来自两人的人生,都曾有一段漫长而孤独的蛰伏期。

 

阿强 1977 年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小农村。

上了初中,阿强暗恋上了班上一个男生,老忍不住侧过头去痴痴地看着对方,但害怕秘密被发现的他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他表现得比其他男生对女生更感兴趣,讲得笑话比其他人更露骨。他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秘密,可是随秘密一起被隐藏的还有真实的自己。

但幸运的是,工作后的阿强有了自己的初恋。这段感情甜蜜,但却又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我们这样正常吗?”“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同性恋在《刑法》上叫流氓罪,在医学上叫精神病。在并不知晓有其他同性恋存在年代,他俩感觉自己好像踽踽独行于荒野。

煎熬让阿强选择了逃离,他选择了广州,从家乡到广州,坐火车要 30 多个小时,他希望足够远的距离可以稀释那些沉重,可以安放自己的秘密。

在 1998 年的广州,阿强的工作很快稳定了下来,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他在门户网站上看到了李银河的书,书中写道:同性恋约占人口的 5%左右,中国有几千万同性恋。这句话让阿强的内心变得雪亮无比:那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阿强把初恋叫来了广州,两人努力赚钱,希望经济的独立可以让飘渺的未来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大一些。他们期待有名人可以出柜,期待同性恋可以堂堂正正大白于天下,但他们始终没能等来哪个名人出柜,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同性恋的污名化。

但好在阿强的志愿者工作让他接触到更广泛的同性恋群体,打进电话的人最大的诉求,其实是想确认,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他们的分享也促使阿强不断地思考: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不要走进异性婚姻过一辈子都戴着面具的生活?躲进异性婚姻的好处似乎肉眼可见,父母那里有交代了,好像也符合社会某种隐藏却强大的规范了,不用过着躲躲藏藏的夫夫生活了。而坏处呢?阿强想到那些走进异性婚姻求助者分享的细节:被对方抱住就感到浑身僵硬,甚至恶心想吐,但又无法坦言相告,对对方有愧,对自己又恨又感到满腹委屈。而面具一戴上就可能是一辈子。往后余生,自己都会被这样的痛苦啃食,日夜不休。

阿强在犹豫中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而他不知道,这份犹豫会造成永久的遗憾。

2008 年,阿强的母亲去世,他永远失去了对母亲坦白的机会,也在这一年,交往 13 年的初恋与他分手。生命中两个重要他人的离去几乎将阿强击垮。他连续数月将自己关在房间,拉起窗帘,躺在床上,就连在最亲的人面前都无法做自己,就连身边最亲的人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人所经历的破碎其实也是一种剥离,阿强开始对生活做减法,减到最后,他决定全情投入到同志公益中去,直到现在。

 

 // 阿强在 18 年春季论坛 摄影/ 丁沁

读大学的时候,蒋能杰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拍纪录片,这成了他的秘密。一个农家子弟,往上数多少代都是农民,拍记录片?没听过,一听就不是赚钱的行当,而读大学的学费还时常拖欠着,家里的穷是实打实的。

蒋能杰知道自己并没有任性的资本。他学的是工业设计,他很清楚自己讨厌这个专业,身边也没有谁表现出对纪录片的兴趣,“我想拍纪录片。”这句话只能无声地说给自己听。

预见了所有的困难,毕业后,他还是开始拍纪录片。早年辍学下矿,后来得了尘肺病的父亲是粗糙的。小时候,他会当着外人的面揍蒋能杰,希望他知耻而后勇,学出头,吃上国家饭。但含辛茹苦培养出的大学生回家“不务正业”,这让父亲勃然大怒,然而不怕死的蒋能杰却把镜头怼准父亲,一边保持距离防止父亲揍自己,一边冷静地拍下父亲的马夫生活。

没有钱,看不到未来,不被支持,这是蒋能杰当时的处境,但是他的镜头很平静,只是如实地记录粗粝的生活。

在一个由石块和蓝色塑料破布搭建的矿洞前,蒋能杰卸完货,拿起一个红色的塑料水瓢,走向一个泥浆裹身的塑料桶,舀起一瓢水,喝了起来,他穿着长筒胶鞋,鞋子上裹满泥浆,稚气还未完全从脸上褪去。这是 25 岁的蒋能杰,他给了 25 岁的自己一个镜头,留在《矿工 马夫 尘肺病》这个纪录片里。他是一个日结 100 元的马夫,同时也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蒋能杰认为这二者并无不同。

 

 // 蒋能杰在 18 年春季论坛  摄影/ 丁沁

《彩虹邮轮》拍完后在线下进行了小范围的放映,在放映会上,蒋能杰有时候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两头不讨好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拍出我们的艰难,我们的委屈。”有同性恋观众这样指责。

“你拍 LGBT 题材,就给我们看这个?”异性恋观众怀疑自己看的是不是一部以 LGBT 为主题的纪录片。

对话了几次,蒋能杰明白了,有的人承载的委屈想要被看到,有的人无法接受 LGBT 如此“正常”。

 

 // 银杏伙伴蒋能杰、冯璐在放映活动 摄影/张毅

2019 年出色伙伴举办第十一届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地点就在彩虹邮轮上,LGBT 群体及其家人自主报名,一起乘坐邮轮出游。彩虹邮轮之旅定在了 6 月 18 日到  6 月 22 日,五天四晚的行程里,在充斥着浓郁艺术气息的豪华邮轮上,专属彩虹活动、派对、狂欢节、音乐会、歌舞剧等等视听盛宴轮番上演。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北同文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显示:在家庭和职场中,LGBT 群体里只有 5%的人敢出柜,而彩虹邮轮像是出色伙伴为 LGBT 群体打造的乌托邦,这里汇聚了已经出柜的人,以及想要出柜却暂时没能出柜的人,还有被蒙在鼓里被“骗”上船的父母,以及已经完全接纳了自己孩子的出柜,以志愿者身份登上邮轮的家人。蒋能杰的镜头对准的就是这些邮轮上的人。

出现在纪录片里的人都和蒋能杰签订了肖像权,走到可以出镜面对公众的人群,过往摧枯拉朽的痛苦和崩塌,大多已经离他们远去,镜头前的他们内心平静,语气温和,对未来充满向往,在规划着工作、生活,期待着有生之年能够去领证。而在正式拍摄前,蒋能杰就已经认识访谈对象中的大部分人。当决定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经常带着妻子还有工作室的伙伴一起参加出色伙伴的线下活动,不带摄像机,不动声色地坐在人群里。

曾经以为 LGBT 群体是异类,没想到和你我没什么不同,反倒是这份“没什么不同”让有些人不习惯起来。

“人们为什么会恐同?因为他们恐惧的是一个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一听到同性恋,立马就联想到艾滋病、吸毒,有的严重恐同的人甚至会感到想呕吐。而这一切在我的心里都不冒犯,他就是如实地呈现了自己的反应,人们为什么仅仅去恐惧一个概念呢?因为他的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群体的人,他是用一个极其扭曲的概念去反过来想象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就是你身边最熟悉的人,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他除了是同性恋,他也上班,也旅行,也逛街,和你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很多负面的感受就会慢慢消退,最后也就自然而然了。”做了多年LGBT社群工作的阿强最深刻地感受就是,要将LGBT群体一般化,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去联接和影响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能让一个个体走出来非常重要的点,在于身边是否有有力的社群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的出现,出柜对于很多人而言,就像是一场“摔落”。

为了更好地运营出色伙伴,阿强经常会去国外学习。2017 年,阿强前往波士顿大学做交流,加入了波士顿彩虹群,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华人数学天才,他是一位同性恋,但是在国内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点,在国外也仅有少部分人知道这一点,深藏秘密让人阴郁,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从小到大这位数学天才都是公认的榜样,一个榜样所背负的期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而期待这种东西,就像一条鞭子,它可能抽打着你向前,也可能捆绑住你,让你窒息。最要命的是,鞭子是捏在别人手里的,一个榜样,被足够多的人托向高处,是因为他活出了大部分人的欲望,而同性恋并不在世俗期待的选项里,甚至一旦承认,就会从高处重重跌落下来。

当一个人打算从高处跳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哪怕一个人托住他?如果没有,那就是粉身碎骨,如果只有一两个人,也有可能两败俱伤,而如果足够多的人出现,这个人就会发现,他不是从高处跌落,而是走入了人群,就像鱼儿跃入大海,收获的是真实和自由。

 

 // 纪录片《彩虹邮轮》剧照 3

阿强经历过这样的跌落,母亲离去,永远错失坦白的机会,这件事长成了阿强心里的一根刺,他并不想让同样的遗憾发生在与父亲之间,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付诸行动却仍然是艰难的。

母亲去世后的一年春节,休假在家的阿强打算向父亲出柜。欲言又止,坐立不安,这种状态阿强从初一持续到初八,眼看离家的日子就要到了。

初八的晚上,阿强的父亲吃完晚饭打算出去散步,阿强拦住了父亲,对他说:“爸,我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父亲看着阿强,等他开口。阿强感到自己快要缺氧了,憋了半天,他说:“爸,你等会儿。”

阿强回到自己的书房,做了好几个深呼吸,然后走出来,对父亲说:“爸,我是个同性恋。”那天晚上,阿强将自己之前经历的所有事情对父亲和盘托出,儿子所承受的一切让老父亲百感交集,心疼不已,最终接纳了阿强的出柜。

而这就是阿强一直所努力的方向,父母的不理解、不接纳是 LGBT 出柜最大的阻碍,而社群支持的缺失让 LGBT 群体无法真正完全自己。“你出柜了,谁会要你工作?谁愿意和你做朋友?你老了以后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答,以及从特殊历史年代走过来的父母,对同性恋的理解停留在“罪犯”和“精神病”,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执着于让孩子“改过来”。

在彩虹邮轮上,被“骗”上来的父母得知真相后崩溃了,孩子将父母带到亲友团面前,坐下来慢慢谈,亲友团的人由接纳了孩子出柜的父母组成,对话让人与人联接,让心与心互动。如果出柜发生在家里,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谈及 LGBT 现在的处境,阿强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群体的人都需要自己主动走出来,因为这首先的确是你自己的事情。皮尤研究中心研究表明,对大众而言,“是否认识和接纳同性恋亲友"和"是否支持同性婚姻"这两个比例是相关的。当出柜的人不足百分之一的时候,绝大部分公众会意识不到身边有同性恋的存在;当同性恋出柜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的时候,不仅会让公众意识到并看见,而他们也会更支持和接纳同性恋亲友,且有机会转化为反对恐同声音的力量。

纪录片接近尾声,阿强向大家分享了两件事情:有一位山东的年轻人,因为要来参加这个邮轮活动,被他的前男友报告给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到警察局报警说孩子失踪了,并通过警方的系统找到儿子住的宾馆,撕碎了孩子的护照,因为他不想孩子跟同性恋混在一起。

有一位长沙的妈妈,她的老公听说她参加出色伙伴的培训,他说这是传销组织的培训,不允许他妻子过来参加。所以,他们都遗憾的错过了这趟旅程。

邮轮之外,很多人还藏在柜子里,邮轮之外,很多人想出柜而不能。下了邮轮,生活继续。LGBT群体的生活在继续,阿强的生活在继续,蒋能杰的生活也在继续。

2021 年 5 月17日,蒋能杰在自己的微博写下这样一段话:517:国际不再恐同日,你恐同吗?曾有拍过这题材,身边不少性少数朋友。在我眼中,虽人与人的出生、收入、文凭、职业等都有不同,从人格上讲,都是平等的。不管是性少数也好,心智障碍者也好,我不会存在偏见,更不会有歧视,爱不设限,都是人。

 

 // 蒋能杰微博配图

蒋能杰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大学收藏,原因是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笔收藏费。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培养孩子,赡养老人,定居下来,这些纪录片以外的事情需要他越来越多的考虑到。看似打算聚焦自己为人子为人父责任的蒋能杰却把赵品凤的孩子带到广州的家里,赵品凤和蒋能杰是同一个村庄的人,他曾是一位晚期尘肺病人。50岁的他,采了 20 年的矿。蒋能杰把赵品凤拍进自己的《矿工 马夫 尘肺病》里,拍他的家,他的病,他的葬礼。纪录片之外的生活里,他让赵品凤的儿子跟着自己勤工俭学,让他每天早上八点上交手机,把自己的卫生管好,把和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他去做,希望他长成一个不自卑的人,他管得琐碎、认真而严厉。

阿强在下班后喜欢和爱人一起在小区散步遛狗。我问他有没有遇到被歧视的情况,阿强笑着说:“确实没有,而且歧视,也要我允许啊!”这部片子 2020 年底完成后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宣发阶段。可是蒋能杰和阿强都没什么好着急的,片子就在那,持续地发生着它会发生的作用,生活就在那,不紧不慢地过着。

点击播放《彩虹邮轮》预告片

 

[1]《彩虹邮轮》为银杏基金会2020年支持的银杏伙伴合作基金项目之一,项目共同发起成员有:胡志军(出色伙伴)、蒋能杰(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冯璐(北京丰台利智康复中心)。银杏伙伴合作基金(以下简称“合作基金”)由银杏基金会与银杏伙伴共同发起,通过资助项目的方式,鼓励银杏伙伴之间的合作与创新,形成集体影响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2] LGBT一般指性少数群体,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都属于性少数群体 。

挖掘社会创业家成长、行动以及ta们与社群连结那些事儿

 

撰文:清 浅  图源:蒋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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