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回望中国公益走过的路径，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以西方发展援助为依托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视角，经过国际对华援助和第一代发展工作者的本土化努力，积累了值得回望、观照和对话的可贵资源和经验。然而，几乎一夜之间，资本驱动下的新公益话语成为行业主流。跨界合作、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公益市场化、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影响力债券，几乎一夜之间，市场已开始强势彰显自己的公益话语和公益力量。
但在新公益的话语下，碎片化的隐忧已然来临。一方面，市场帮助我们破除权力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创造通过自由竞争促成公益资源合理流动和公益效率提升的环境，也极大地拓展了公益的范围和影响力。同时，又让我们对资本主导一切的逻辑产生警惕。当市场化规则进入传统的由伦理规则所规范的公共领域（公益领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公益市场化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乃至公益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将公益的创新局限在技术的运用上，会不会使我们的传统慈善观在得到华丽的技术包装的同时，拒绝探究社会问题的根源，将现代慈善理念的洗礼拒之门外？2016年银杏公益基金会年会，选择“公益与商业的边界”作为议题之一，从银杏伙伴线上讨论到年会大咖坐而论道，开展了持续两个月的相关讨论。本栏目将摘取年会现场和线上讨论部分内容，编辑成文，与公益同仁共飨。
变革与隐忧：银杏年会论道公益与商业
争论由来
近几年的中国公益行业，可谓处于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思想争鸣相比以往也更为凸显。仅以笔者搜集到的公益市场化、规模化相关文章来看，两年来从各种视角出发的相关讨论超过三十篇，这对发展并不完善且边缘弱势的公益行业来说，可谓是相当热门的争论了。
在笔者查询的资料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原何道峰在2014年春受访成文的《用私力介入公益构建——何道峰谈市场化、社会变革与现代化》中首先阐述“公益市场化”概念，该文主旨即是公益应通过市场化推动社会领域的变革和现代化。何道峰认为，中国的变革有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社会，市场化是公益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他强调指出，公益领域市场化有三个条件：身份平等、公平竞争、裁判公正，并且强调要保持公益固有的核心价值，而通过市场手段的引入来实现社会变革。
何道峰的观点引发很大反响，徐永光数月后写了《公益市场化刍议》一文，强调一定要引入市场化，以“去除中国公益中的行政力量”。自那时起，徐老师一直在提倡公益市场化，成为推动其从纸面上的概念走向公益实践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近年来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实际资源层面，政府、企业和本土基金会对草根NGO的影响力都进一步加强，公益行业继续面临着发展议题式微、政府和企业的话语与理念的影响力愈发强大的趋势和压力，本土从事发展议题类和维权倡导类的NGO更直接面临十分严峻的资源紧缺境况。
行业变局之际，一些期望强调继承发展工作经验（也期望强调公益的理念和价值）、为发展议题类和维权倡导类NGO争取空间和资源的公益研究者和行动者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认为“公益市场化给中国NGO领域设定了一个自我矮化和弱化的理解框架，在此框架中NGO只是来提供产品……（公益市场化）容易舍弃NGO对‘变革’、‘公义’的追求，粉饰成一个纯粹的批发商或承包商”（刘韬：《警惕“公益市场化”》）；以及市场化本身未必可以实现“去行政化”，反而很容易给政府和资本一个规训NGO的厉害手段——如政府购买服务，此外“市场化”还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消解了对公民社会价值多元的追求（胡不喜：《NGO，市场在那，公平在哪？》）。
这些研究者和行动者试图与在本土公益行业版图中占资源主导权的基金会“大佬”对话、产生行业影响，虽然发声者仅有寥寥数人，且双方并未有过实质层面的对话讨论，但也引起行业关注，被称为“市场化之争”。
在笔者看来，目前行业缺乏对公益行业发展实践的清晰梳理和价值认知，各方缺乏对话与讨论的基础与共识，使得关键议题的辨析和发声在实际上陷入口号之争，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共讨论和对话，众多“围观”的公益从业者也无法从讨论中认知公益价值、了解公益实践和发展理念。
相关梳理和共识的建立，需要更为长期、扎实的公益基础工作推进，然而，通过整理本次银杏年会上一些重要发言和银杏伙伴两个多月来在此议题上的讨论，对于想了解这场纷争的公益伙伴，或许有所裨益。下文即首先整理了公益市场化的代表人物徐永光和发展领域的资深专家陆德泉的发言观点。
徐永光：公益无功利，则不成道义
明朝中叶，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途径湖南沅陵，应学子之邀寓居龙兴讲寺。慕一代大儒之名，乡民蜂拥而至。王阳明道，交费方能拜师。闻风而至者，十成走了九成。有僧人以圣人应有普度众生之心为由，劝王阳明免费讲“致良知”。王阳明却认为，愿意付费的人才是值得传授的弟子，而那些一听收费就走的，讲也白讲。
11月12日，2016年银杏公益基金会年会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分论坛上，公益大咖徐永光以上述典故开场，再次阐述了其对公益和商业边界、公益市场化乃至去道德化的看法。
徐永光以阳明讲学为例，假设“免费”的产品和服务是公益、“收费”的产品和服务是商业，指出“免费”与“收费”转变前后有五大不同：
1、讲师花钱讲课，肯定会将最好的内容呈现出来；
2、听众花钱听课，肯定要计算投入产出比，会重视收获；
3、讲师想让人花钱听课，要做市场营销、说服教育，这本身是倡导的过程；
4、收费的课程，相对免费的课程，更加可持续；
5、在公益行业，免费课程一是做不好二是不可持续，但反而会被赞扬，而收费课程反而会因为收费被挤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毋庸置疑，公益要解决社会问题，关键是公益机构能否设计执行真正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徐永光认为，免费不能检验公益产品是否真满足社会需求。而以上五点，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助力公益提升效率、产出成果。
除了从阳明讲学展开“收费”方式的优点论证外，善于引经据典的徐永光还以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从动机角度再一次强调公益不可“道德绑架”、“做公益要有私利”：
春秋时期，鲁国人如果救赎被外卖为奴者回国，会有奖励。子贡救奴隶回来，放弃奖励，却被孔子大骂——这会导致更多的奴隶不能被救赎。与之相对比的是，子路救了落水者，安然受赠一头牛，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可以彰扬善举。
孔子的这种道德观强调尊重人性，也的确是公益行业所需要的。徐永光称自己做公益是“私字当头”——为了追求自由。相比在体制内不、或者做商业，他“只有做慈善是真正自由的”。人们选择做公益，也都是因为自己有需要，即经济学所说的“理性人”。借用投资人、产品、消费者三个商业概念来看，捐赠者是投资人、要实现其内心的需要，捐赠的时候要选择公益项目、货比三家，判断哪个项目符合其愿望、效率高，捐赠实际也在购买公益服务。捐赠人付出钱的同时，回收的是精神回报——比如三百块钱，对捐赠人或许是一顿饭钱、对孩子则影响其一生的命运，所以做慈善的边际效应其实非常高。
南宋陈亮、叶适等思想家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徐永光将慈善的价值理念也比作其中的“道义”，关键要有“功利”作为支撑和回报，如陈亮所言，“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综合来看，徐永光在本次年会上的论道，再次延续他一直以来的引入商业手段、适度去道德化有利于提升公益效率、实现公益成果的观点，体现了其务实、变通的思想特点。这些观点本身对于很多具体的公益领域以及公益与商业结合的案例来看，无可厚非，且具有指导意义。
然而，许多质疑方讨论的背景，并非针对某一个社会企业、某一个具体案例，而是将其放入中国公益发展的行业格局、历史背景之中。除了此前引述的几篇文章之外，年会主办方邀请的另一位发言嘉宾——跨学界和实务界、内地和香港两地的陆德泉也结合其在发展领域多年的实务和研究经验，从行业格局和公益与商业应有所区别的角度出发，针对目前盛行的“公益为体、商业为用”的公益市场化理念提出了诸多担忧。
陆德泉：公益市场化失灵何以弥补？
徐永光认为公益的“道义”要有“功利”支撑，从而要推进公益市场化。而陆德泉指出，公益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生，在当前中国大陆的公益行业，如果公益市场化出现失灵何以弥补？
陆德泉曾在乐施会工作、后来创办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同时在香港浸会大学教社会创新和社会发展课程。2006年，他刚到乐施会的时候，英国文化协会刚开始在中国推广社会企业概念。在陆德泉看来，大陆的社会背景和英美乃至港台有很大差异。在英美这样相对成熟的社会里出现市场失灵问题，能够弥补的社会服务有其相对成熟的理念、标准和原则。但在大陆，很多社会服务还在萌芽状态，专业标准尚不能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推动公益市场化、推动公益与商业结合，就可能出现问题。由此，陆德泉提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