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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银杏年会 | 当我们谈论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阿里元:银杏基金会

· 媒体报道,银杏年会

前言
11月12日,银杏基金会年会进行了一次“青年人与时代”的分会场讨论,二十多位银杏伙伴及其机构骨干想要挑战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画个群像。陕西光合行动的沈旭和鸿芷空间的霍伟亚是这次讨论的主持人,现场有人向主持人提出挑战,“当代青年人有共同的形象吗?我不觉得,差异太大了!”主持人解释说,讨论青年人群像,是为了思索TA们成长的时代图景,并探寻其中的互动关系,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深刻、准确或完善共识,而在于将我们带向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有力的行动。
其实,在现场讨论之前,银杏伙伴们已经组建了一个名为“青年人与发展”的微信群,陆陆续续就这个话题“预热”了两个月。
 
 
 
在急速变动的社会,青年人无疑是受到冲击和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群。在银杏伙伴中,就有很多人都在做青年人的工作。比如周玉亮以四川为基地办“思想聚会”和青年空间;廖瑾在陕西做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融入;刘斌以农村支教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发挥志愿者精神;陆丰采用青年远征的方式做品格教育;李兆伟在培养青年社会工作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领域,坚定地支持青年。
当我们做青年人的工作时,我们如何认识青年?在我们谈论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在说些什么?在线上和线下的讨论中,伙伴们发现,这一代青年人身上凝聚了很多标签:各种“二代”含示着对他们经济状况和消费习惯的判断;“平台直播”“粉丝经济”表达着对他们娱乐文化的担忧,“精致的利己主义”“自我”又批评了他们公共意识和社会承担不足……银杏伙伴渴望通过讨论突破固有的认识、撕开标签的表面,一探标签背后的时代烙印。
 
标签一:“物质财富的继承者”
人们有一种惯常的认知,觉得与以往相比,这一代青年人算得上是“物质财富的继承者”,因为他们从父辈继承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官二代”、“富二代”“房二代”“拆二代”的称号更是直白地描画着这一特征。但这些标签背后却掩盖着两个沉甸甸的现实——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和青年贫困。
首先,财富的代际传承给不同青年群体造成了分化。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郝南发现,“在起点上,现在的年轻人相差太远了。这种差距不是青年人自身的差距,而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辈。”我们把家庭和出身所带来的资源称为先赋资源,父辈所具有的社会地位、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在向下一代传递的过程中,使先赋资源成为了青年人社会流动的主导因素。于是,一代又一代在传递财富的同时,更传递了不平等。过去的青年人曾经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抓住历史发展时机、改变命运。但现而今,这种流通渠道是否还畅通?这成为青年人们焦灼的问题。
纯山教育基金会的廖瑾,从城乡资源的视角出发,通过所在机构进行调研,她看到了城乡差异给青年群体造成的分化:农村贫困地区的青年在自我认同、自我定位、掌握社会资源和构建人脉网络这四方面和城市青年相比都不占优势。经济上的困乏造成了自我不认同,进而造成了获取资源能力的不足,进而没有办法营造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四个点不断互相影响,继续加剧,变成一个死循环,个体就一直在这个循环里打转。”
除了青年自身之间的分化,“物质财富的继承者”这个标签还掩盖了一个事实——如果在代际之间进行比较,青年贫困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青年人整体上处于收入增长不足、购买力不足的阶段,在不同代际之间造成了财富的壁垒。尤其在中国特殊的经济形态下,根据财经网的观察,资本市场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投资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但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处于较高的高位,这让年轻人想要投资房产的门槛较高,青年实际上成为了经济脆弱群体。致使媒体常常在问“为什么经济如此发达,我们的年轻人却如此贫穷?”于是,在标签背后,“啃老族”变成了 “物质财富继承者”的另一张面孔。
 

伙伴说
“从公益组织的角度讲,如何让不同资源禀赋的青年人看到自己的可能性、看到自己是谁?如何帮助青年人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朋辈关系?如何创造机会使他们更多拥有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廖瑾
“城市青年的贫困常常等同于房价(买或租)高,为什么在城市不能拥有一个安全的“港湾”?人逐“水草”而居,青年人更是天然追逐更好的发展环境,当资源过渡集中在有限的城市时,资本在地理上的不平衡分布成为背后的“无形之手”——霍伟亚
  
 
标签二:粉丝文化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和潮流文化,而现今的“亲妈粉”“明星饭”在号召力和影响力上更是格外突出。追随粉丝、甚至掀起论战的青年人们屡次在主流话语中被冠以“脑残粉”的标签,粉丝文化也被看做是一种“亚文化”。文化是否有高下?怎样的空间催生了当下的粉丝文化?在银杏伙伴们中间也引发了一些争论。
在年会的现场有人说,“八九十年代,邓丽君这样的歌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榜样,而不是简单的偶像,有很多文化的积淀在里面。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追星也许并不理解星后面的内涵。”现场的80后、90后代表立即提出反对,“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一代没有情怀,说我们不再重视经典,但值得留恋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也在追随;再比如说志愿活动有70后在做,但也有我们这代青年人在做。有些命题和年代无关,是永恒的。”
在微信群的议题小组里,“粉丝文化”的话题超越了文化品格的高下之争。伙伴们发现,粉丝群体数量在增多,粉丝经济也在带动着消费热潮;追星早已不是个体的行为,已经呈现出了强大的组织性,几乎每个粉丝群体都有遍布全国的总会与分会,成为一种自组织,集信息集散、线下联络和定期集会等多项功能于一身。北京润启的郭婷观察到,自2005年左右超女以来,粉丝的自发组织越来越成熟,陌生人之间能够为了一种共同的信念凝聚在一起,彼此之间形成链接,显示出令人震惊的力量。
随着讨论的深入,伙伴们越发看到了“粉丝文化”的两个外在因素——媒体工具的兴起和公共空间的不足。首先,中国媒介环境的改变是“粉丝文化”兴起的先决条件。媒介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再到移动新媒体的更迭,“从坐在家里‘看’世界,延伸到坐在家里就可以‘参与’世界。”媒介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信息获取方式,更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在一份关于90后网络行为的调查报告里显示,“ 62%的90后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式为宅在家里上网”[1]。通过网络、微博、直播平台,人们与偶像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粉丝的参与性更高了,所以粉丝寄情偶像的程度也更深。[2]
公共空间的不足也为“粉丝文化”留下了广阔土壤。虽然有伙伴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公共空间的开放在总体上是相对增加的,“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信息还不通畅,普通民众没法参与。但2008年的汶川地震大家可以自发组织救援,还可以讨论,相对来说公共空间是增加的。”但大家仍然认为,公共空间的有限增加已经无法满足青年一代的内在需求。当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崇尚经济资本、娱乐至上和消费文化,并没有太多的公共空间留给青年人去探索。雷励中国的CEO——银杏伙伴陆丰强烈感受到,“当青少年没有机会和空间,去充分发展自我认知和定位,就容易转移想象到偶像身上。”同时,人们在参与“粉丝文化”中互相之间产生链接,群际交往中也会产生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伙伴说
“粉丝文化是自我实现,公益组织也希望人们自我实现,娱乐公司和粉丝组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投入和参与?有没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郭婷
“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但唯独没有讨论方法。其实在我们做青年人的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尊重、平等、互信的关系,那个关系让TA觉得我不评判你。你要站在那个角度,一个跟TA同样的角度,才可能会有跟TA一样的感受。”——沈旭
  
 
标签三:精致的利己主义
 
“精致的利己主义”由钱理群先生提出,批评一部分青年人“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
怀、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成为当代青年的另一个显要的标签。在讨论中,很多人用“冷漠”和“自我”来描绘青年人参与公共事务和承担社会责任的
不足。这样的观察是客观的吗?这样的特征将把我们的青年人引向何处?
“益微青年”的刘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假如将个人的成熟度和拥有社会责任感的程度作为两个坐标,将当代青年划分为四个象限。两个极端的象限——一个是个人没有长大,同时也不想承担社会责任;另一个极端就是个人能力很强,同时又对社会有很多的承担。“青年人们会在这个坐标系里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和分布呢?个人能力很强但是还没有过多地社会责任意识的青年人确实可能还是大多数。”
伙伴们希望为这种现象寻找原因,在现场,C计划的主创之一蓝方说,“教育造成了这一代人从小就有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同时外界环境的变迁,包括房价飞涨、医疗改革、养老改革,也会给他们带来非常现实的焦虑。”还有人提出,“信息的膨胀使人更容易看到别人的成就和自己的不足,更容易设立过高的目标。青年人忙着自己的生存,就很少有机会去想到社会层面和自我实现。”
银杏伙伴们的观察也印证了文化人类学学者闫云翔的观点,他认为在过去30年中,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制度性的变迁——国家在福利领域的撤出,使人的“生老病死”更多地由个体自己来承担,市场化竞争需要个体的主体性,消费文化也要激励个体认真地工作、努力地消费,这些外部条件正在逐步塑造着青年一代“为自己而活”。[3]
但“精致的利己”就一定意味着走向极致的自我吗?伙伴们观察到,“自我”也代表着“有个性”“不盲从权威”,也体现了价值观的转型——维护自己的利益、掌握自主在道德上具有了正当合法性。假如我们的时代允许“为自己而活”成为了青年个体的主要目标,那就要容许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既可能有“有车有房”的物质追求,也可能有“自我承担、自我选择生活道路”的超越和觉醒。后者代表着在婚姻等生活方式上更多元的选择,代表着冲破传统的束缚,选择自己的生活。假如说“精致中的利己主义”背后隐含着一种单一的成功标准的话,“为自己而活”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对单一的成功标准造成冲击。如今中国青年志愿者数量激增至4000万以上,青年更是日益成为公益行业的中坚力量,这些都将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充满期待。
 
无论任何一个群体,年龄和时代只是一个特征,群体内部是多元而差异的。在这里,伙伴们从零落的讨论中抽丝剥茧,拼出了青年人身上由来已久的三个标签;再尽力地跳出已有的认知,去撕开标签,去探寻背后的时代景象,这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年,做好青年人的工作。年会分论坛的主持人沈旭在讨论的最后提出了引人思考的问题:当一个青年人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对话的时候,TA有自己的困惑,我们是否在用政治正确或道德标准来评判TA?TA也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支持给TA,使TA充分了解每个选择背后的资源和代价?
 
 
 
 

[1] comScore:中国90后网络行为调查报告

[2] 陈庆婷:媒介环境下中国粉丝文化的变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

[3] 闫云翔: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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